2006年，高考考場。
河南南陽，考生都聚精會神的答題，
只有一個女孩例外。
開考前已反復強調不能用雙色筆答題，但她就是用藍色和黑色筆“雙色作答”。
考試規定不允許在密封線外寫字，她卻直接將筆名“碎心飛魔”，寫在了密封線外。
規定不準在試卷上亂畫，她卻在空白處寫上了“建議體會”。
這場考試，她全程沒有作答，而是反順序四科在考卷上寫滿了自己對“中國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不滿”。
四張試卷，每張兩千多字，共寫了近8000字。
她叫蔣多多，家住河南南陽市臥龍區王村鄉蔣莊村。
蔣家有15畝地，收入只夠供一個孩子上學，而家里卻有三個孩子。
為了讓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學，父親做起了兼職保險業務員，每天早出晚歸跑業務，家里能下地干活的只有蔣多多和母親。
這個只有150多人的小村，只出過2名大學生，蔣多多也曾承載著全家的希望。
貧寒之家，父母卻勒緊褲腰帶讓孩子們讀書。
從小到大，他們始終叮囑“好好學習”，因為他們不想女兒和自己一樣，一輩子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。
蔣多多很爭氣，小學到初中，成績一直名列前茅。
隨后，她考上了南陽八中，一所市級重點高中。
直到高二，她的成績仍處中上，這讓父母滿懷希望。
變化，就發生在高二下學期。
一次偶然，蔣多多忽發靈感寫了篇小說，她悄悄拿給上大學的表姐看，表姐看后覺得寫得不錯，提議發給報社看能否發表。
沒想到，稿件寄出后，真被一家報社發表了一小段，
這讓蔣多多深受鼓舞，她覺得自己“有才華”，其后更生出無限興趣，并想象著自己可以“出書、當作家。”
于是，進入高三后，她幾乎將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寫作上，全然忘記了學習。
《開學伊始》《天涼好個秋!》《魂斷北京城》《睡美人復仇記》《網中人》……一部接一部，所有的作業本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跡。
她說自己寫了“大概100多萬字”。
有同學看過她的“著作”后，夸她有才華，
這賦予了她極大的信心。
而同時，她的成績開始一落千丈，這引起了老師和家長的注意。
其后，老師多次找她，規勸“專心學習，高考后再發展興趣”，母親也嚴厲地要求她“不要再寫了！”
但越是壓抑，少女的心就越深陷其中。
她表面上收斂，實則暗暗計劃著要在畢業前“出書”。
當然，她的“小心思”沒有瞞過眾人，在遭到了老師、家長的一致批評，她開始“恨”上了高考。
“我這么有才華的人，為什么一定要參加高考呢？為什么必須考規定科目呢？如果只考寫作多好……”
高考前，蔣多多已自知成績一定不好，
她躺在床上輾轉反側，萌生了一個大膽的念頭——“我要交白卷，要寫下萬字檄文抨擊高考！我要成為0分考生，這樣肯定會引起關注，我可能會紅，可能會真的成為一名作家！”
高考前一個月，同學們都在爭分奪秒備戰，
蔣多多卻在狂翻報紙，累積“高考檄文”素材。
考試當天，父親特意準備好陪她去考試，她卻斷然拒絕了，無奈的父親只能偷偷地去了，躲在考場外看著女兒，祈禱她一切順利。
開考后，蔣多多故意用雙色筆答題，她將自己事先準備好的素材一瀉而下，反順序四科倒寫，足足寫了近8000字來抨擊高考。
她故意還將筆名“碎心飛魔”寫在了裝訂線外。
落筆，她自覺十分快意，但走出考場，壓力就來了。
考場外，卸下包袱的考生們一身輕松，
蔣多多的心里卻開始打鼓。
其他同學們議論著“今年的考題不太難！你覺得呢？”
她只能無比尷尬，因為她根本連題都沒有看過。
走出考場，守候多時的父親迎了上來，關心地問“考得怎么樣？”
她怔怔地說不出話，良久終于憋出一句：“考上是不可能了，我自有打算！”
她的打算，其實就是“打工”。
不想回家，不敢面對父母，不愿面對詢問。
高考前，她就開始偷偷地攢錢，為了省錢，每天只吃一個包子，父母給的生活費都被她積攢下來，當作出門打工的路費。
填報志愿結束當天，她就獨自乘車去了鄭州。
到達鄭州，已是次日凌晨。
她給在鄭州的姐姐打電話，卻因關機，聯系不上。
于是，她就在鄭州火車站的廣場上游蕩了一個晚上。
第二天，姐姐聯系上她，得知她的想法，批評她“太幼稚”，不準她一個人出去。
而叛逆的她，卻偷偷離開了姐姐的住處，獨自一人前往了山東菏澤。
到菏澤，已是次日凌晨1點，她在火車站枯坐到天明。
車站里，不少來來往往地人問：“小姑娘干什么的？是不是想找工作？”
她都警惕地一言不答。
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她開始軋馬路在市區到處尋找小廣告，希望能找到一個合適的落腳處，但始終沒有結果。
身上的錢花光了，她只好失望而歸。
原來，這世上不光是理想和現實間的差距，
現實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同樣可以讓人崩潰。
回到南陽后，蔣多多不敢回家，整天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轉悠，晚上就到親戚家借宿一晚。
甚至有兩天，她跑到南陽師院校園，準備在長明燈教室過夜，但因為教室沒開，她只好到女生宿舍樓下，坐了兩整夜。
那時的她，懷抱希望也備受煎熬。
如果批卷老師不按違紀處理，那自己的事可能就不夠轟動，可能就不是0分，那所有的準備和冒險，豈不都白費了嗎？
15年后，她回憶當時的情形：
“那一段壓力特別大，好幾次想死。”
終于，她還是熬到了6月23日，班主任打來了電話。
母親問：“是不是出成績了？”
班主任嚴肅地說：“不是，讓蔣多多明天到校一趟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蔣多多就到了校，老師遞給她一張“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”，讓她簽字。
那一瞬間，她幾乎跌坐在地上，忙問：
“怎么只有一門違規呢？應該是全都違規啊！”
然后，她顫抖地將自己故意違規的事說了出來，
班主任沉默地看著她，許久嘆口氣說：
“上級只發了這一門。”
蔣多多急哭了：“不對，我四張卷全用了雙色筆，應該都是0分啊！怎么就文綜一門0分呢？！”
后來，她才知道，隨手做的選擇題和違規試卷并不在一起，因此其他三門選擇題加在一起得了114分。
蔣多多慌了，她哭著求老師給她指條路，
但事已至此，老師也只能搖了搖頭。
蔣多多仍然不敢回家，對父母的愧疚讓她無法自拔。
那年夏天，她主動聯系了媒體，希望通過輿論能引起教育部門的重視。
確實有幾家媒體來了，但感興趣的內容并非教育問題，而是蔣多多個人的問題。
父母最后是通過報道才得知了女兒的事，
二老失望后仍表示：“砸鍋賣鐵，讓娃復讀一年。”
然而，蔣多多看著滿面風霜的父母，最終搖了搖頭。
后來，學校和南陽相關部門送來了書，她收下了。
而當地教體局、婦聯、鄉政府給她送來的衣服和500元錢，她說什么都不收，被硬留下后，她逼著母親讓已經走出很遠的鄉政府員工冒雨回來，把錢拿走。
那天，她哭得很傷心，邊哭邊說：
“如果是精神上的鼓勵，我心存感激；但物質上的幫助，特別是直接送錢，是對我的侮辱，我不會接受。”
其后，蔣多多曾求姐姐幫忙打印“作品”，并將其中一部分傳給了一些出版社，然而卻再沒有等到回音。
她還曾把小說發到網上，依然水過無痕。
2007年，南陽市臥龍區王村鄉蔣莊村。
雨后的田野濕漉漉的，踩過去，兩行深淺的腳印。
被瘋長的麥苗淹沒的芝麻地里，蔣多多和母親蹲在芝麻地里，吃力地薅著草。
7月的正午，陽光炙熱。
陽光下，她滿頭大汗，兩手泥漿。
母親在旁邊催促著：“快點薅，再晚就撂荒了。”
那是19歲的蔣多多最后一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。
轉眼15年過去了，
那個愛好寫作的重點高中畢業生，再沒寫過一本書。
后來她早早地嫁了人，婚后生活在農村，
重走著父母曾拼命將她推離的路。
再見蔣多多，她正從繁重的農活中抬起頭，
我問她：“后悔嗎？”
她怔了一下，幾乎是沒有遲疑地點了下頭。
我問她：“能否看看你曾經寫過的書？”
她搖搖頭，將眼睛望向面前的田野。
夜來南風起，小麥覆隴黃。
不是這樣不好，只是她本可有更多選擇。
人的一生，看起來很漫長，
但實際上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那幾個關鍵點。
我想她真正后悔的，是沒多讀些歷史，否則便知：
在隋唐科舉制度出現之前，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們就早已壟斷了知識，讓平民根本無法通過知識改變命運，是科舉制度的出現，讓寒門士子也可以通過科考改變命運。
高考制度，雖不完善，
卻是從古至今，
留給寒門的唯一清晰可見的通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