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看了視頻后再看警情通報，二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與不符。”
原本自以為9分57秒鐵證在手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發布了一封義正言辭的公告，沒曾想卻因“錄上了嗎”四個字將自己置身于人民群眾的口水中鞭撻，丹東方面的這一番操作，不得不說，確實是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”。
事情的經過已經傳播得非常詳細，到底誰對誰錯這種沒有統一認知的無效討論就不再贅述，直接上干貨。
確鑿可查的第三視角影像顯示，70歲的丹東郝大爺護女心切，情急之中扇向丹東民警的一巴掌并沒有碰到他，而年輕的民警卻在沒有被郝大爺打到的情況下順勢倒地，還忙不迭的回頭問同伴“錄上了嗎”，這個細節足以證實，丹東民警涉嫌“碰瓷”，有“釣魚執法”之嫌。
如果僅憑“碰瓷”方式錄下的影像，就給一名70歲的老人定一個“襲警罪”，將置法律尊嚴于何地？置公平正義于何地？置執法為民理念于何地？
面對輿論的沸騰，丹東方面不能關閉評論了之，必須給公眾一個交代。就像網友所說，“就單憑倒地撒潑打滾這一出，警服警徽你穿戴的也不合身。”
這里面最核心的問題就是，郝大爺扇出去的一巴掌，到底算不算“襲警”，哪怕是成功被錄像取證了，是不是“襲警罪”就沒得跑了？是不是碰一下民警就觸犯了“襲警罪”？
“襲警”二字僅憑字面感觀就讓人覺得非常嚴肅非常嚴厲，既然能冠之以“罪”名，顯然在罪責認定上也不能草率行事，必須慎之又慎。“襲警罪”不是“霸王條款”，定罪與否也不是簡單一段錄像就可以判定的。
眾所周知，大陸法系國家中并不存在單獨“襲警罪”，而我們的“襲警罪”也僅于2021年3月1日起，才在刑法“妨害公務罪”中予以明確，“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使用槍支、管制刀具，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，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，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”。
對于什么是“暴力襲擊”，《關于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》中也有明確定義，比如，“實施撕咬、踢打、抱摔、投擲等”，“實施打砸、毀壞、搶奪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車輛、警械等警用裝備”，“未實施暴力襲擊，但以實施暴力相威脅”。
誠然如四川大學法學教授韓旭所言，丹東一事的起因，源于郝女士被民警拖拽倒地，情急之下作為父親不可能無動于衷，郝大爺僅僅是上去打了民警一巴掌，性質并不嚴重，情節并不惡劣，完全可以依照我國《刑法》“但書”的規定：“情節顯著輕微，危害不大，不認為是犯罪”來處理。
韓旭教授稱，雖然《刑法》修正案增加了“襲警罪”規定，意在對警察執法給予特殊保護，但必須注意個人權利與警察執法公權力之間的平衡，不能將法律的天平過分傾斜于警察，也要考慮行為的起因、性質、情節和后果等，不能僅僅有撕扯行為或者打了警察一拳就對行為人以犯罪處理。
舉個例子來說，如果你認為民警執法不規范，或者執法不公，進而當面提出批評意見引發爭辯，就算爭辯到非常激烈的程度，也不能隨便以襲警罪追究；再比如，你對民警執法進行拍照，被沒收了手機，一時情緒激動雙方發生撕扯，對執行職務的民警實施了輕微暴力抗拒，也不能以襲警罪論處。
具體到丹東郝大爺的扇空了的一巴掌，在壓根沒有接觸到民警身體的情況下，顯然不符合“襲警罪”構成要件。
襲警罪施行首日的2021年3月1日，發生在江西萬安的一個案例顯示，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強制傳喚的袁某被帶到警車后，“用雙腳踹壞后車窗玻璃，在民警對其控制期間又多次用腳踹兩位民警，并在途中言語威脅、恐嚇執法民警”，“到派出所后，抗拒審訊，腳踹訊問民警”，“經鑒定，致兩位民警人體損傷程度達到輕微傷”。據此，袁某因“犯襲警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個月”。
韓旭教授認為“入罪應遵循刑法謙抑精神”，丹東郝大爺扇向民警的一巴掌，雖然民警機敏地倒地極大提升了一巴掌的視覺沖擊力，但遠未達到襲警罪所必須的“暴力襲擊”程度，丹東公告宣稱的“涉嫌襲警罪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”明顯失當。
襲警罪的明確是“為切實維護國家法律尊嚴，維護民警執法權威，保障民警人身安全，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”，絕不是可以隨意定性的“霸王條款”。肆意擴大襲警罪定義范疇，反而容易引發法學界擔憂的“產生不適當地擴大刑法打擊面，破壞刑法分則現有的合理結構，產生新的罪刑失衡問題等弊端”出現。
“釣魚執法”并不罕見，但千萬別讓“碰瓷”定罪這樣的惡行浸染于基層公安系統，這種壞頭一開，后果不堪設想。
好在，丹東方面“已注意到網絡輿情”，并表態“正在進一步調查”，期望他們盡快給公眾一個交代。
千萬別讓“影帝”、”碰瓷“、“弱不禁風”成為民警洗脫不掉的標簽，稀釋公信力，這種傷害，顯然遠超郝大爺打空的一巴掌。
